2008年11月10日,星期一(GSM+8 北京时间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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侠骨柔肠的公益律师
  本报记者 陈岚

  冯震远律师,从业24年,浙江百家律师事务所主任。一身简洁利落的穿着,言谈中透着浓浓的书生气,这位以打公益官司著名的律师说,“办这么多公益案件,只为了一个律师的良心、责任和义务”。
  
  对公益案件乐此不疲
  冯震远律师执业生涯的前期,主攻的业务领域是涉外民商案件,并且做出了一定的影响力。如今,办这类案件对他来说,主要是为追求理想提供物质基础。让他花费更多精力的,常常是维护未成年人权益、向外来民工提供法律援助,这样一些几乎没有经济回报的公益案件。而他却乐此不疲。
  与公益结缘,还得从1995年说起。当时,冯震远刚刚成立了自己的律师事务所。一天,他很偶然看到这样一条电视新闻:
  嘉兴一个小男孩被父母遗弃在一间小破房子里。房门反锁着,男孩只能靠好心人偶尔递进来的一些食物充饥,而他的父母因为感情出现问题,早已各奔东西。镜头前,可怜的男孩哭着呼喊:妈妈,你在哪里……
  这样的画面让冯震远很是揪心,心中涌动的强烈责任感让他觉得,自己必须为这个可怜的孩子做点什么。第二天,他一早赶到电视台,表示愿意无偿为男孩提供法律援助。
  “当时,电视台的记者让我通过镜头对孩子的父母说两句。我说得很简单,但很真切。我希望孩子的父母能回来照顾自己的骨肉,否则,他们遗弃孩子的行为是可以被追究法律责任的。”最后,通过律师与记者的共同努力,孩子的妈妈回来了。
  也就是这次事情之后,冯震远觉得,自己找到了一种非常能体现律师社会价值的方式。于是,他逐渐开始把“为未成年人等弱势群体维权”上升为一种职业理想和执业理念。许多外来务工者、未成年人家长,都慕名找上门来。每次,他都竭尽所能地提供帮助。

  律师不是赚钱机器
  2004年,在参加信访接待时,冯震远结识了一群农民工。从那以后的几年里,他的工作便和她们的命运联系在了一起。
  这些农民工之前都在桐乡某厂做工,最长的做了近40年。1986年,工厂为她们办了商业性养老保险,退休后,她们每月可以领到近百元养老金。可到了1998年6月,退休工人们发现,领到手的养老金被打了对折。
  “尽管缩水的仅仅是每月几十块钱,但这些农民工大多家境不富裕,原本指望这点钱贴补些家用,现在却只能领到一半,于是,他们只好走上了漫漫维权路。在我结识她们之前,他们已经为此奔波了6年。”冯震远说。
  这是一个异常艰巨的法律援助案件:时间跨度大、牵扯人数多、矛盾双方实力对比悬殊。案件的取证便遇到了很大的困难,工厂倒闭后,企业财务资料凌乱地堆在一个破仓库里,而且不全。为了准备3万多页的起诉材料,律师事务所的一台复印机都“累”得报废了。
  2004年12月,案件开庭。法庭上,双方各持其理,唇枪舌剑,辩论异常激烈。冯震远志在必得,他相信自己一定能为这群农民工讨回公道。法庭上,他的慷慨陈词让在场的很多人为之动容:
  “今天,我们看到这一群青春已逝、步入晚年的妇女,她们原来的青丝已如同她们缫制的蚕丝一般雪白,但她们也曾青春年少、也曾婀娜多姿,她们把人生最美好的青春奉献给了企业,她们理应得到尊重。而今,她们已失去工作,没有其他生活来源,当她们指望那一份保险金时,她们得到的却是当头棒喝……今天,她们走进法院,是因为她们心存对法律的崇敬和信仰,她们将自己后半生的生活寄托在这场诉讼中,当她们将诉状交付法院时,她们已将希望托付给了法院。有一种东西是不能放弃的,那就是信仰;有一种东西是必须捍卫的,那就是正义。请不要拒绝她们,因为这是她们最后的一线希望!”
  然而一审的结果出人意料,诉讼请求被驳回。一番深思熟虑之后,冯震远决定不上诉,而是申请检察机关抗诉。
  这是一场历时3年的拉锯战。
  终于,2007年8月,在嘉兴市人民检察院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及当地政府、保险公司的共同努力下,法院相继下达了民事调解书,所有职工的养老金被悉数讨回。为了这个结果,冯震远倾尽了全力,却分文未取。
  当那些农民工拿到调解结果时,很多人上来握住冯震远的手,说不出话,只是不住地流着泪。
  “后来,他们送了我一面锦旗,上面写着‘老百姓的贴心人’。这句话对我来说,分量太重了,这比任何一项荣誉都更让我珍视。几年的付出,换来了他们对社会公平正义和对律师这个行业的信任,值了!”
  冯震远说,律师不应该是赚钱机器,而应该用火一样的热情去拥抱生活。他说,之所以把事务所取名“百家”,是因为崇尚百家争鸣时代的孔子,他想像孔子传播知识那样,把法律体现公平正义的理念传播给更多人。